中国医疗队向塞内加尔医院捐赠医疗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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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达喀尔3月28日电(记者邢建桥)中国第16批援塞医疗队28日在塞内加尔皮金市向皮金国家医疗中心捐赠了价值约74万元人民币的医疗物资。

捐赠仪式在皮金国家医疗中心举行。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吕义峰、皮金医疗中心院长盖伊和塞内加尔卫生部代表出席了活动。

吕义峰表示,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同塞方在医疗卫生领域内的合作。中方此次向塞方捐赠了治疗疟疾的药品、抗生素、手术台、内窥镜和用于治疗白内障的人造晶体等医疗物资。

盖伊说,中国政府的多次捐助不仅提升了医院的药物储备,同时也提高了医院的技术水平。他同时对中国援塞医疗队的专业能力表示赞赏,“这些拥有实干技能的队员不仅在各自工作领域起到积极作用,还弥补了我们医院部分科室人员技术力量的不足”。

中国自1975年首次向塞内加尔派出医疗队,至今已有16批、约260名医疗队成员援助塞内加尔医疗系统。第16批中国援塞医疗队于2015年来到塞内加尔,由13名队员组成。

塞内加尔政府嘉奖中国援塞第14批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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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达喀尔9月4日电(记者王猛)塞内加尔政府嘉奖中国援塞第14批医疗队队员及中国政府赠送中塞疟疾病防治中心诊疗设备物资交接仪式4日在塞比基纳国家医疗中心举行。

中国驻塞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黄明元与塞卫生和社会行动部部长代表、卫生机构司司长迈蒙娜·雷吉内·迪乌夫分别签署了物资交接证书并发表讲线批医疗队队员两年来在塞开展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迪乌夫高度赞赏中国医疗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精湛的医术,并向他们为帮助塞内加尔提高卫生医疗服务水平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她历数中国政府为推动塞卫生事业发展所提供的无私援助,称这些帮助是塞卫生医疗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代表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及塞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黄明元对第14批医疗队队员两年来的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表示感谢,对他们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和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还介绍了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的情况,称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愿意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而努力。

迪乌夫代表塞内加尔政府向第14批医疗队全体队员颁发了政府嘉奖状。与医疗队员共事两年的比基纳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也向每位队员赠送了纪念礼物,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惜别之情。

中国援塞第14批医疗队2011年9月抵达塞内加尔比基纳国家医疗中心开展工作。两年来,医疗队共接待门诊近2.6万人次,并多次举办免费门诊,受到当地民众欢迎。目前,中国援塞第15批医疗队已经抵达塞内加尔,将继续为塞内加尔民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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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非洲之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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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6万(2018年)。全国有20多个民族,主要是沃洛夫族、颇尔族和谢列尔族。

位于非洲西部凸出部位的最西端。属热带草原气候,11月至次年6月为旱季,7月~10月为雨季。

经济门类较齐全,三大产业发展较平衡。粮食不能自给,渔业、花生、磷酸盐出口和旅游是四大传统创汇产业。萨勒总统执政后,优先发展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强农业投入,改善电力供应,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矿产资源贫乏,主要有磷酸盐、铁、黄金、铜、钻石、钛。沿海石油尚未实现商业开发。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2%。水力资源丰富。

西非地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之一,85%的工厂企业集中在达喀尔,食品加工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建筑业近年因政府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而获得较快发展。

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0%以上。主要经济作物有花生和棉花,除满足国内需要外,绝大部分花生用于出口,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主要农作物有小米、高粱、玉米,粮食不能自给,仅能满足40%的需求。

经济四大支柱之一,被政府列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战略中优先发展的产业。旅游点主要集中在达喀尔、捷斯、济金绍尔、圣路易地区。12月至次年2月为旅游旺季。

国内运输主要靠公路和铁路,有以达喀尔区为中心的连结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干线网。达喀尔是非洲通往欧洲和美洲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

铁路:全国铁路网主干线公里。连接达喀尔和马里首都巴马科的铁路是最重要的铁路线公里。

空运:达喀尔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机场为国际机场,另有12个二级机场,其中较重要的有济金绍尔机场。

水运:塞内加尔河全年通航距离为220公里,汛期可通航924公里。达喀尔港是西非重要港口之一,货运往来频繁。

主要出口渔业产品、水泥、磷酸盐、花生和棉花等,进口粮食、机电和日常消费品等。

中国和塞内加尔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塞经贸合作亮点纷呈。中方积极帮助塞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塞投资,助力塞内加尔振兴,已成为塞内加尔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

2012年至2017年,中方已累计为塞各类项目提供超过1万亿西非法郎融资,其中为“振兴塞内加尔计划”提供了8849亿西非法郎融资,是该计划最大的资金来源国。中方提供贷款实施的国家宽带网项目顺利完工,乡村打井、捷斯—图巴高速公路、新机场—姆布尔—捷斯高速公路、方久尼大桥等项目正在建设当中,“智慧塞内加尔”项目也已签署贷款框架协议。

自2015年以来,两国贸易额连续3年保持在20亿美元左右。中国已成为塞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塞花生第一大出口国。

2017年,双边贸易额为21.9亿美元。中方主要出口茶叶、生活用品、建材,主要进口农渔产品、矿砂。

中塞建交和复交以来,中国陆续援建了友谊体育场、阿菲尼亚姆水坝、国家大剧院、黑人文明博物馆等项目。

为吸引外国游客和投资者,塞内加尔免除入境签证费,申请者可直接到使领馆申请签证。

中塞互免签证,中国持外交、公务或公务普通护照人员,入境、过境塞内加尔不超过30天,免办入境签证。

入境要出示本人护照、有效签证、留指纹以及《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黄皮书)备查。

塞内加尔实行外汇管制,入境携带外汇数额较大,需向海关申报,妥存申报单,以便出境时备查。否则出境时,只能携带不超过4000美元的外汇出境,超出部分需有银行携汇证明。

塞内加尔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执行撒哈拉南部非洲检疫公约,所有植物、动物进口均需提供出口国的检验检疫证书。

在塞内加尔停留超过三个月的外国人须办理居留手续,申请外国人身份证或居留签证。

塞内加尔对移民控制较严格,承认双重国籍。根据国籍法,以下情况自动获得其国籍:

父亲或母亲是塞内加尔人的婚生子女;父母一方为塞人的非婚生子女;被完全收养未成年人的收养父母一方为塞人;

取得国籍有三种方式:通过婚姻取得,与塞籍人士通婚并在塞居留5年可申请入籍;通过亲子关系取得;通过当局批准取得,当事人至少在塞连续生活10年以上。

塞内加尔政局长期保持稳定,治安状况总体较好,未发生过事件。首都达喀尔市是塞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有偷盗、抢劫现象,多发生在商业街、车站、码头等人口流动密集的街区,以及夜晚灯光昏暗、偏僻的地方。塞南部的卡萨芒斯地区叛乱活动尚未彻底解决。卡萨芒斯与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毗邻,武装劫持事件时有发生。

塞内加尔疾病发病率较高。很多疾病,包括甲型肝炎和伤寒,通过不洁食物和污染水传播,建议尽量饮用密封完好的瓶装水或桶装水,注射甲肝、霍乱等相关疫苗。

首都达喀尔市内交通拥挤,公交车、小巴士和出租车为主要公共交通工具,旅客也可到租车公司租车。除首都市中心外,大部分道路无交通信号灯。

当地物资供应较充足,中高档物品大多靠进口,因此物价较高,约为国内的2-3倍甚至更高。

信用卡业不发达,普及程度较低,仅在少数高档消费场所可以使用VISA、MASTERCARD、EUROCARD等信用卡消费。

首都达喀尔可获得较好的医疗保健,但未达到工业化国家医疗保健标准,其他地区医疗保健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医疗保健标准以下。常见疾病有疟疾、伤寒、痢疾、甲乙型肝炎、霍乱等,塞内加尔已取消强制接种疫苗,达喀尔有多家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及药店,在当地可购买到预防和治疗疟疾等病症的药品。

蚊子和苍蝇传播黄热病、疟疾、登革热和非洲锥虫病等,个人防护措施极其重要。塞内加尔有血吸虫病。

90%以上的居民信奉教,大多数居民忌食猪肉及饮酒,每年的“宰牲节”(Tabaski)是最重要的节日。

手机比较普及,手机信号较好,购买当地手机充值卡方便。达喀尔4G普及,网络速度较快。

专访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在中国为世界” 中国的创新能力将为全球发展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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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杰认为,基金会同中国的合作重点将不仅包括“在中国为中国”,也包括“在中国为世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有巨大的潜力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

“在与中国深入开展合作的十几年中,无论是中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还是深入参与全球健康合作的承诺,都让我们深信,中国能在提升全球健康公平和农业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近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

郑志杰指出,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基金会的重要合作伙伴。一方面,基金会见证了中国在改善本国人民健康福祉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很荣幸地参与到中国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提升基础医疗,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等重要领域。另一方面,基金会也看到中国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并将新想法和新工具转化为有效的公共产品,帮助挽救了其他国家数以亿计的生命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展望未来,郑志杰认为,基金会同中国的合作重点将不仅包括“在中国为中国”,也包括“在中国为世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有巨大的潜力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基金会愿意从研发、转化、监管、试点、对外发展合作模式创新等多个环节推进和中国的合作,帮助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改善全球健康与发展状况。

新冠大流行还将持续多久?基金会将如何调整抗疫工作重点?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潜力?怎么评价中方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基金会计划如何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针对这些问题,郑志杰在专访中一一做出了回应。

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1月,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使他们有机会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基金会于2007年成立北京代表处,2008年启动首个在华项目。此后十余年间,基金会不断扩大对华合作,项目涵盖扶贫、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烟草控制、助力非洲农业发展和消除疟疾等。

《21世纪》: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当前,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的新冠毒株,还显示出很强的持续演化能力,导致不少国家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在基金会看来,这场大流行还会持续多久?对于频繁变异的奥密克戎毒株,现有新冠疫苗还能否提供保护?

郑志杰:大流行还会持续多久不好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提高疫苗接种率仍是终结此次疫情的关键。我们需要继续扩大新冠疫苗的覆盖,尤其是老年人群体。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全球加速提高疫苗接种率,从而减少病毒变异的机会,这次还是不够快。我们尤其要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提供疫苗,不仅要确保疫苗的充足供应,还要保证当地有足够的资源来部署疫苗接种。从更长远来看,我们也要鼓励并支持具备相应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

迄今为止,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批准了多款新冠疫苗,而且事实证明,这些疫苗至少在预防新冠重症和死亡等方面有明显效果。当然,面对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我们也需要探索能预防多种变异株的广谱疫苗,以及不同给药方式的疫苗,如鼻喷雾型疫苗。应该说,新冠疫苗研发这个领域方兴未艾,不管是研究机构或者是医疗企业都仍在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基金会正在通过与各方合作,加速新冠疫苗的研发。此前,我们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捐赠了2000万美元,用于启动研究并加快开发新一轮具有潜力的候选疫苗。由于新一批候选疫苗在大规模生产、温度稳定性和低成本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因此更可能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从而降低疫苗价格、推动疫苗公平可及。

《21世纪》:过去两年里,基金会向新冠疫情防控承诺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赠款,大多数资金都用于生产和采购重要的医疗用品。由基金会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的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不仅资助多个新冠候选疫苗研发,还使用创新金融机制参与到新冠疫苗量产和公平分配中。通过此次战疫,基金会在向公共卫生领域投入资金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

郑志杰:我们需要在整个卫生系统中实现公平。这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新冠疫情让这个问题集中突显出来了,也迫使我们必须想办法加速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新冠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事实上,我们为解决主要影响低收入国家的疾病开发的那些系统和工具,与对抗未来新型病毒所需的工具是一样的。我们在做各类决策时要考虑低收入国家,那里的人应该和富裕国家人民一样有机会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公平获取疫苗和药品等挽救生命的工具的机会。

基金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盖茨先生在他的新书《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中所说,“如果我们做出有利于每个人的关键投资,新冠肺炎就可能成为最后的大流行病。”具体要怎么做呢?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两个T和两个S:第一个T是tool,更好的诊断和治疗工具,以提高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第二个T是team,全球流行病应对和动员团队,我们需要一个由3000名专家组成的常设组织来随时准备对危险的疫情暴发作出协调应对;第一个S是surveillance,高效的全球早期监测体系,使得各地的疫情信息能够被及时上传到全球数据库中;第二个S是system,加生系统,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我们还需要改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如果各国各行其是,没有共同的愿景,就很难形成合力。谈到全球治理的问题,中国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中国可以参与建设一套相互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可以为全球健康政策落实到位发挥作用;在技术层面,中国可以通过参与具体的项目,帮助改善具体人群的疾病防控能力;在实施层面,中国也可以为推进具体工作的实施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双边援助,中国也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多边机制的合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公共卫生的投资。当前,二十国集团(G20)正在推动建立一个金融中介基金(FIF),旨在解决大流行防范、预防和行动方面的资金缺口,其秘书处设在世界银行,预计将在6月成立理事会。

《21世纪》:作为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资深专家,你怎么看当前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机遇和挑战?在疫情暴发之后,中方提出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同各方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你怎么看中方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下开展卫生合作的前景?基金会是否有意参与与之相关的重点项目?

郑志杰:盖茨基金会在2007年设立中国办公室。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基金会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一方面见证了中国在改善本国人民健康福祉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很荣幸地参与到中国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提升基层卫生保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等重要领域;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并将新想法和新工具转化为有效的公共产品,帮助挽救了其他国家数以亿计的生命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很多国家都是基金会重点关注的发展中国家,卫生合作也一直是中国对外发展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我们相信基金会与中国合作开展的很多工作能够帮助提升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建设,并提升全球健康产品在这些国家的可及性。

消灭脊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的经验、资源和产品(疫苗)对消灭脊髓灰质炎最后一公里有重要意义。被动式疫苗冷链设备Arktek也已经通过商务部的采购作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项目之一,为当地电力供应不稳定、医疗发展相对较落后地区的疫苗储运、保存等提供新方案,以改善当地疫苗免疫工作。

疟疾防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中国在2021年正式获得WHO消除疟疾认证,但仍然对青蒿素创新和疾病防控模式方面进行投入,持续为非洲以及全球最终消除疟疾贡献力量。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开展了多项合作。

一方面,盖茨基金会也正在与中国和非洲的伙伴一起合作创新疟疾防控模式。例如,基金会于2018年开始支持中国和坦桑尼亚合作开展的试点项目将中国疟疾消除阶段的1-3-7工作规范与WHO的T3倡议相结合,设计出适用于当地防控现状的以社区为基础的“1-7”疟疾监测响应模式(“1-7”疟疾监测响应模式,即在发现病例1天内进行社区筛检、患者药物治疗以及数据分析,7天内对高流行社区快速处置——筛检、健康教育、防蚊灭蚊,并进行人群药物普治),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WHO正在牵头将扩大该模式在坦桑尼亚的覆盖范围,并在赞比亚、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其他疟疾高负担国家试点。

另一方面,我们支持中国企业生产的青蒿素类药物进一步提升质量,作为高质量的全球公共产品服务全球抗疟事业。目前,我们正在支持两种中国企业生产的两个抗疟药物申请WHO预认证,以进一步增加全球抗疟药供应的稳定性。我们也在支持中国科研机构开展青蒿素类药物相关的研发创新与转化,目前正在资助上海交通大学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开展青蒿素生物合成优化项目。如果这一构想得以实现,将进一步降低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的成本并增加其供应。

《21世纪》:长期以来,基金会一直致力于通过支持创新解决方案推动解决全球性挑战。作为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新一任首席代表,你怎么看基金会与中国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创新解决方案的意义?你准备在任期内如何深化基金会同中国的合作关系?能否介绍一下基金会正在推进的与中国私营部门合作的重点项目?

郑志杰:盖茨基金会自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将促进全球健康公平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与中国深入开展合作的十几年中,无论是中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还是深入参与全球健康合作的承诺,都让我们相信,中国能在提升全球健康公平和农业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致力于打造创新生态系统,从研发、转化、监管、试点、对外发展合作模式创新等多个环节推进和中国的合作,这里面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在疫苗方面,我们与中国企业在新冠、乙脑、脊灰、宫颈癌等疫苗方面开展了很多合作。

我们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起“大挑战:户外疟疾媒介控制项目”,鼓励中国科学家在“户外疟疾媒介控制”领域开展合作研究。该挑战赛号召国际合作开发疟疾传播媒介控制的创新解决方案,聚焦户外疟疾媒介控制的创新策略、工具和产品,以加快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疟疾的目标。

盖茨基金会与中国监管机构也开展了许多重要的合作和项目,促进中国的监管标准和流程与国际接轨,提升整体监管能力,实现中国医药600056)产品监管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更快获得全球新药和疫苗,也有助于更多高质量、可负担的中国医药产品快速通过WHO预认证,进入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升全球健康。

此外,我们还正继续推动厕所创新方面的合作。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发现并资助新型且无需连接下水道的卫生产品和系统,从而大幅减少恶劣卫生条件造成的全球健康负担和经济损失。